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断深化，三地数字协同治理基础不断夯实，区域多领域数字治理成效不断显现，在这十年间取得了诸多实质性进展。比如，组织机构、数字化协同机制日益健全，以及数字化硬件基础设施初具规模等。

　　与此同时，天津、河北，尤其是后者与北京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这意味着三地之间的数字协同发展，仍有大作为空间。那么，京津冀之间的数字协同，可以从哪些方面持续性、深入地推进，从而使三地的数字治理、数字政务更好协同发展？

　　河北经贸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田学斌对新京报说：“这就需要京津冀三地各级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的共同努力”。

　　更进一步打通数字化基础设施“大动脉”

　　2022年，京津冀启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推动京津冀数据中心布局逐步优化；2023年5月，京津冀三地共同签署了《京津冀大数据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京津冀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而随着协同发展与数字治理的持续深入、覆盖更多的领域、行业，数字化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叶堂林对新京报表示，“首先要完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打通京津冀三地经济社会发展信息的‘大动脉’。”同时，京津冀三地政府需要更好为数实融合提供网络、算力、平台支撑，才能为实现数字治理、数字政务的协同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具体而言，田学斌认为，这需要精准识别京津冀地区传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环节，加强欠发达地区传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京津冀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完善公共支撑平台对接连通，搭建结构合理、智能集约的“云网一体”技术支撑体系。

　　比如，公开数据显示，京津冀算力规模占全国1/3以上，因此，加快共建共享以算力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畅通数字经济要素资源流通渠道，以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为依托，统筹三地协同建设集约高效的数据流通算力基础设施，“为京津冀数据流通交易创建低成本、高效率、可信赖的流通环境”，就是接下来的重点。田学斌说。

　　同样，京津冀地区的5G网络建设在全国处于引领地位，田学斌建议，需要加快5G网络在京津冀的部署和应用，推动5G网络在更多领域的广泛融合与创新，全面提升京津冀地区的高速宽带网络覆盖率和速度，优化网络架构，降低网络时延，提升用户体验。

　　“在完成传统基建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还需注重数字技术与传统基础设施的适配性。”叶堂林呼吁，需要将数字技术逐层、深度应用于传统基建。比如，北京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有优势，具备与复杂性数字技术的高融合性，而河北部分地区产业难以与复杂性数字技术有效融合，可在加强信息传输技术的基础上综合使用5G、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逐步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服务方式。

　　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周密则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指硬件基础，也包括“软件”基础。要想充分推动京津冀三地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保障数据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还需将北京数字经济的人才、平台等高端要素进一步开放共享，打造开放创新共同体。

　　“同时，还需以数字产业链的协同布局推动数字治理与数字政务。”周密说。按照京津冀三地比较优势，明确数字产业链分工，推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网联汽车等数字产业链的协同布局，以京津冀数字产业带的发展带动配套政务活动的数字化。

　　不断深入完善政务数据共享机制

　　在进一步缩小京津冀三地数字鸿沟工作中，田学斌认为，三地政府需要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并全面参与。缩短数字鸿沟，各级相关政府部门需要作为主要的推动力，融合多方面力量，积极引导各类平台企业、服务商进行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比如，通过短期的技能培训和长期的教育发展，引导农村居民、老年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等提高数字技术使用技能。

　　“这也需要三地建立高频高效的握手通道和合作机制。”周密说。比如，推动三地之间相互学习、交流和借鉴，加强创新经验相互输出和成果共享利用，共同探索数字治理的发展实践路径，全方位、多角度推动三地数字治理领域协同创新，为合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贡献力量。

　　“数字治理和数字政务不是简单的政务办理窗口的线上化。”周密表示，因此这需要京津冀三地更好建立政府对政府、政府对企业、政府对个人的综合平台，只有形成政府-企业-个人共享共促的“金三角”才能使得数据充分循环起来。

　　具体而言，还需京津冀三地间的规划协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锁利铭向新京报表示，京津冀需要深化理顺协同治理总体布局。联合推出有利于京津冀三地数据治理一体化的政策文件，在各地已制定或即将制定的指导性政策、针对性方案、规章制度中，增加有关推进京津冀数据治理一体化的内容要求，将强化数据资源共享、平台融通、业务协同等内容纳入其中。尤其强化对三地内容相同或相近的数据集进行集中整合、统一治理。

　　此外，“京津冀三地间也需要更好的规则协同，统一规范基础数据底座。” 锁利铭表示。京津冀的数字化协同发展需要深化数据采集、汇聚、共享开放等全要素全流程标准化建设，尤其要围绕环保、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提升三地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将现有参差不齐的数据标准进行规范统一，探索制定统一的数据开放标准规范和开放主题，提高数据的准确性、规范性和互操作性。促进数据在京津冀全域范围内有序流动、高效共享。

　　这更需要京津冀三地政府间的管理协同，打造一体化数据治理框架。锁利铭认为，京津冀三地政府需要紧抓国家数据局组建带来的机构职能重组契机，对标国家数据局的职责分工，理顺和调整京津冀三地大数据管理职能部门的责、权、利。建立京津冀一体化数据资源统筹和调度机制，制定和公开三地开放数据的总体计划与方案，让数据共享交换“看得见”“摸得着”“调得动”。

　　比如，通过工作小组、定期会晤、联席会议、首席数据官等方式建立跨地区统筹协调沟通机制，对数字协同治理成效等展开客观评估，实现“1+1+1>3”的协作效果。

　　持续性拓展京津冀数字化应用场景

　　要进一步缩小京津冀三地间的数字鸿沟，应用侧的鸿沟也亟须缩小。

　　锁利铭表示，京津冀需建立起更好的市场协同，加速数据生产要素流通。这需要京津冀积极探索国家“十四五”规划、“数据二十条”、数字中国建设方案等政策法规中提到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新机制，借鉴国资企业、数据银行等灵活的运营模式。

　　比如，可以依托中关村大数据交易平台、京津冀数据交易中心、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等平台，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遴选安全可靠的实体来运营公共数据，运营收益可进一步反哺数据工作，形成良性循环。同时，重视第三方数据服务发展，依靠市场功能和社会力量弥补政府治理的缺位。

　　同时，京津冀三地还需建立起更好的应用协同，释放数据要素场景价值。聚焦各地数据特色和应用需求，搭建融合应用场景，围绕交通、医疗、环保等重点领域联合举办开放数据创新利用比赛，鼓励各界对数据资源进行深度分析、挖掘和开发利用，充分释放数据的商用、民用、政用价值，促进重点数据在京津冀“流起来”“连起来”“用起来”。“当前以政务数据开发利用为牵引，而后不断探索政务、社会和企业数据的融合应用。”锁利铭说。

　　叶堂林认为，还需建立京津冀电子政务管理体系，以充分利用数据并挖掘数据价值，实现数据价值化，促进京津冀政务数据的开放共享，提升京津冀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

　　场景应用主体也包括中小企业，田学斌认为，京津冀三地间需要建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知识平台，政府部门对平台成交的培训服务合同进行定向支持，同时对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各类资金进行整合，形成对中小企业数字化的资金支持合力。

　　田学斌则建议，京津冀三地政府还需将政策重心从缩小数字“接入沟”转向缩小“使用沟”“结果沟”，即从提高用户的数字素质角度出发，构建数字技术教育培养体系。将数字素养培育融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中，加大数字人力资源储备量。

　　同时，建设更为稳定高速的教育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打造覆盖城乡的远程教育、数字教育网络与服务供给体系，深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城乡基础教育、终身学习方面的应用。

　　此外，田学斌建议，京津冀三地间的网络空间软环境也需进一步优化。比如，建立健全高效有序的网络空间秩序维护机制，积极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网络空间内容进行深度治理，建立政府、互联网平台、用户、第三方机构等多方面参与的网络空间秩序维护架构，确保网络活动的合法性、规范性和安全性。

　　“只有建立京津冀地区网络空间管理协调机制”，田学斌认为，才能进一步提升京津冀三地的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健全动态监控、主动防御、协同响应的数字政府安全技术保障体系，推动三地在数据跨区域流动、数据安全等方面达成共识，促进信息共享和协同网络空间管理行动，共建规范有序的网络空间。